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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洞里的富豪
一段因被爱得自由的真实故事
作者：道格·巴契勒
口述 马利蘭·涂克
著
译者：
李凤娥
出版：时兆传媒
声明：末经时兆授权，不得用于商业印行
第一章
一鼓作气出外闯荡
在母亲纽约的公寓里，我坐在床沿掩面而泣，泪水滑过脸庞，沿着指缝潸潸而下。我是不轻易哭泣的人，但这次我真的失控了。自从学校开学那日起，我就不断地打架滋事。现在我又惹了大麻烦。我怀疑我还会再惹出什么大祸来？我似乎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
如果妈妈在这儿，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解决的方法，但那个晚上她外出不在家。自从母亲离婚后，她上全职班，少有时间陪哥哥和我。晚上她不是和朋友外出，就是在公寓里开派对。我们很少能相聚。但现在，法肯——我的兄弟，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最坏的敌人，因为患有囊肿性纤维化疾病，需要较温暖的气候，因此搬到佛罗里达和父亲同住。现在我独自一人在公寓里，我多么迫切的希望有人会爱我，并关心我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想到我那美丽的母亲，她交游广阔，朋友大部分是演员、作家及歌星，她亮丽的外表与才华，每每使她成为派对的女王。她着迷于演艺事业，就如飞蛾撑火般，当她开始为猫王写歌，她的事业就一飞冲天。自我有记忆以来，她就已投入了数个演艺领域，为电视公司作曲、编剧，参与一些电影角色，还兼影评人。
春假时，她常带法肯和我一起去工作；我们喜欢吸引那些明星们的注意。他们拍戏空档会过来和我们聊天、讲笑话。其中有些很有名，到如今我还记得的，如：南希辛纳屈（Nancy
Sinabtra》、红纽扣（Red
Buttons》、法兰基亚维农（Frankie
Avalon) 、卢安（Rowan)和马丁（Martin)、梅琳奥哈拉（Maureen
O'Hara)和洛依布利基（Lloyd
Bridges)，但我们最爱的还是三个臭皮匠(Three
Stoogcs)，他们常令我捧腹大笑!
然而在影艺世界光鲜亮丽的明星背后，有些事却困扰着我。当我年纪稍长且较为懂事后，我发现他们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同性恋者，似乎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吸毒、有酒瘾，或两者皆是，而且他们都不快乐。我常想不透“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么努力让自己成名，但却活得如此不堪呢？”
就算我母亲曾经发现他们生命中有何矛盾之处，她也绝口不提，对她来说，愈刺激愈兴奋的人生愈好。她常在我们公寓里宴客，但所有的客人几乎都只是坐在那儿聊天和抽大麻。他们会做些愚蠢的动作，像是突然在人背后弄出折手指的
声音，或对自己愚蠢的笑话大笑不已。有些人根本和真实的世界脱节了，他们就像鬼魅般漂浮穿梭于自己的世界中，那么地怪异、孤独。
孤独，我多么痛恨这个字眼！独自坐在床沿，白天的情景再度浮现在脑海里。当我再度斗殴之后，校长尖酸的训话，以及我的老师蹙眉的神情，使我觉得自己比一个蚌类还低等。我是谁？我从何处来？为何我在此？这些问题已不再新鲜，我常注视着镜子，内心忖度着。书本上教我们的，我只不过是进化过程中的另一阶段——一个过度进化的猿猴。如果这些就是人生，为什么不就这么让它过去呢？
我并不怕死，当你死去，只是腐烂变成一堆肥料罢了（就如老师教的）。我决定吞下一整瓶的安眠药，躺在床上，从此不再醒来。就这么简单。
我毅然决然地站了起来，在裤子上抹干手上的泪水，跨进浴室，打开医药柜，注视着架内排列整齐的瓶瓶罐罐。哪一罐是安眠药呢？我知道妈妈每晚会服一两颗帮助睡眠，但我没注意她是拿哪一罐，我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全拿下来，读每个标签，但没有一个写着”安眠药”。最后我发现一瓶上面写着：“睡前一颗，凡宁（Valium）我十三岁了，但我从没听过这玩意呢。将药瓶放回，我继续寻找，但没有一瓶看起来是对的。于是我再拿起“凡宁”，打开瓶盖，将整瓶药倒在我手中，另一只手拿了一杯水，握满药丸的手停在半空中。如果这不是安眠药呢？如果这是女性荷尔蒙呢？如果它们只是让我呕吐、不舒服，我该怎么办？我不想再多加病症，我已经够痛苦、够悲惨了。我现在只想死！
我倚着墙，再读上面的标签，没什么新发现。我站立在那儿好久，试着决定该如何是好。慢慢地我拿下瓶子，把手上的药再倒回去，改天我一定会发现更好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
回顾过去，我讶异于自己为何如此盲目，无视于母亲关心我的蛛丝马迹。她试着以她的方式表达她对我的爱。她会为我们班级编写音乐剧，然后把我安排在主要角色。她也努力地投入揣摩角色、做服装，甚至自己主导预演，这使她一阵子无法工作，少了些许收入。
在法肯离开前，我们曾经享受过美好的相处时光，有时一起坐在客厅里看电影。妈妈和我抽大麻，法肯因患囊肿性纤维化疾病而无法吸烟，妈妈就为他做饼干，在里面放了大量的大麻和印度大麻。印度大麻来自土耳其，不容易拿到，她只能在朋友旅游带回来时，才得以分享少许，不过她总会在法肯的饼干里加入一些。我想，“这显示她一定是在乎我们的。”
母亲的娘家姓塔许（Tarshus)，这透露了她犹太人的血统。我的祖父母常说，我们和大数的扫罗（Saul
of Tarsus)有亲戚关系，但我认为她是在开玩笑。当我们搬到纽约后，我母亲发现大半的演艺事业工作者都是犹太人。她以犹太人血统自豪，但对犹太教却没兴趣。
在那次斗殴事件后数周，我的成绩单寄来了。我害怕、颤抖地拆开它，扫视整张成绩单。果然，惨不忍睹。我快速地折起放入口袋。这种成绩怎么给妈妈看呢？
那个夜晚我心里充满了恐惧，我知道她一定会大叫、沮丧，可能最后还会大哭一场。我又再度想到自杀，也许我可以从公寓屋顶跳下去。我怀疑通往屋顶的门是否上了锁，我坐电梯上顶楼，通过长廊，走上往顶层的楼梯。试试门把，很容易就转开了。我走出门外上到屋顶，爬上屋檐往下看，十六层楼，街上嘈杂声回荡在我耳际：汽车喇叭声、引擎加速声，以及远方呼啸的警笛声。从高楼往下看，路上行人好似成群的蚂蚁般横冲直撞。
“为什么他们这般匆忙？”我问自己。“他们都往何处去呢？”我知道大部分的人汲汲营营，都是为了赚钱。
我想到我的父亲，他是个拥有数百万财产的富翁，但他并不是衔着银汤匙出生的。祖父在他七岁时就过世了，他是四个儿子中的长子。在街角卖报纸、做任何找得到的工作，尽可能地帮助他的家庭，喂饱家里几张饥饿的小口。当他的弟弟们长大了些，可以开始工作分担家计时，他正满十六岁预备离开家。离开当时口袋里只有几毛钱。二次大战他加入了空军学习飞行，尽可能地大量吸收与飞机相关的一切知识。
大战后他退役，开始筹划自己的公司，他有敏锐精准的商业头脑，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王国。最后，他拥有两家航空公司和数架飞机。他热爱飞行和飞机，所以当我哥出生时，他以装有涡轮引擎的猎鹰（Falcon)来为他命名，而我则是以道格拉斯飞机（Douglas)为名。我想跟我同名的飞机比较厉害。
当我父亲有闲暇时间时（这种机会不常有），他最喜欢的消遣是驾着自己的飞机和赛车。他和我母亲离异后搬到佛罗里达，住在一个须有特别执照或通行证才得以进入的独特小岛。当我去拜访他时，我很高兴他有女仆和男管家，他们俩经常是我仅有的同伴。父亲每日和我一起共进早餐，但他通常总是把自己埋在报纸堆中。如果我和他说话，有时他会放下报纸回答我，但其它时间就仅仅是咕哝两声。我太年轻了，不晓得紧凑的行程让他没法休息，而早上阅报的几分钟，是他整天下来唯一可能属于自己的时间。没错，他有一架莱尔喷射机、一台劳斯莱斯汽车、安全警卫和自己的游艇，但他看起来并不快乐。他是个有强烈意志力的人，因为他下定决心绝不再贫穷，因此他的生活非常紧张，经常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他成长于浸信会家庭，但宗教对他而言，只是家人朋友灌输给他的，他自己并不想参与。当他的第一任太太和男婴在飞机失事去世后，我想他已失去了那仅有的一些信仰，并认定自己是个无神论者。
一阵风吹起，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我把脚趾伸出屋檐，靠着墙边，希望下一阵风就能把我吹下去，免得我必需自己有勇气跳下去。当我站在那儿迟疑时，我想起几天前在报纸上读到有个人从八楼摔下，失掉了一只手臂，背也折断了，但最后却没死而残活着。如果我也没摔死呢？如果我落到终身疼痛残废的下场呢？我一直发抖着。
其它事也拉扯着我，我是个惯常好奇的人，如果今天我去世了，明天我会错失了什么吗？也许我最好还是撑着吧！
自杀的方便在于你总是可以延期。数年后的某一天，我母亲来电说她正准备自杀，我举出这个”自杀的方便”，因而救了她一命。
我从屋檐爬了下来，坐在那儿，一段啤酒广告突然跳入我脑海里：“人生不能再来过，要抓住机会，实时欢乐。”这理念吸引着我。我要抓住所有可能欢笑刺激的机会，当我得到时，还要追求更大的。为什么要唏嘘说了一大堆吞安眠药、跳楼之类的事呢？为什么不干脆一鼓作气，出外闯一闯呢?
每次只要我在学校惹上麻烦，妈妈总会想办法保释我出去，再找寻另一所新学校。九年内我换了十四所学校。如果我的父母能了解我的异常行为，全是为了乞求能够得到他们的爱和关注，那我的人生将会有多么大的不同啊！只是他们每个人都因自己选择的生活目标，而有太多的事比他们的孩子更吸引他们。
我似乎下定决心要制造更多的麻烦，也知道自己的人生是失控了。换越多的学校，我学的越少。我很清楚知道自己需要的是纪律和人生规范。
有一天，母亲的朋友蜜莉顺道来访。“明天我要到上城（纽约）军事学院去看我儿子，”她说“你和男孩们要不要一起去啊？我喜欢有人作伴，而且我想你们男孩们也会喜欢去参观那所学校吧！不是吗？”她引导我哥和我回答。
“当然!”我们不情愿地回答。
我还记得五岁时读的加州黑狐军事学院（Black
Fox Military Academy)，那时我是学校年纪最小的学生，那些记忆还算美好，所以我认为我也会喜欢这个学院的。
“这是全国最好的军事学校，”我们开车前往时，蜜莉吹嘘着。“世界各国的人都送他们的孩子到这里。它虽称为纽约军事学院，但实际上就像西点军校的小学部。”
在我所有的梦想里，我从没想过有这样的学校。象牙色石头建筑物旁是广大的绿色草地，连接着五彩缤纷的花床。校园另一侧有一个巨大的足球场和露天座椅，还有一个我所见过最大的室内游泳池。最吸引人的是那巨大的室内运动场，男孩们在一边垫子上摔角，另一边有两队在打篮球。我开另一扇门探头一看，有男孩们在练举重、击沙包、打桌球，还有好些我只是听说的、好玩的运动。这和我在曼哈顿那个链状围栏、褐色砖石建筑的学校，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们有的只是沥青或水泥地，没有整片翠绿的草园。看着那些穿着笔挺、美观制服的学生，在校园操练完美的行列，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我也许常行为失控，但绝不是傻瓜，我很清楚眼前所见的是纪律、服从和规范的成果，内心深处哭喊着：我的人生也需要这样的秩序。
一回到家后，我马上脱口而出：“妈，我必须去上那所学校！我总是到处惹麻烦，没学到任何东西，这所学校就是我所需要的！”
“我不知道，道格，”妈回答：“学费很贵，而且我也不确定你能否适应这么严格管理的学校？这是个军事学校，你必须整天接受命令。你知道吗？”我不能责怪妈妈会有此怀疑的态度，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好好完成过一件事，这次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那晚我们围坐在电视旁，吃着冰淇淋，妈妈和我也吸着大麻。军事学院的情景塞满我整个思绪，我又再度提及此话题，“拜托，妈，”我哀求，“问问爸的意见，也许这是我变好的最后一次机会。”
“也帮我问，”法肯在电视广告时冒出话来，“也许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去。”
妈妈的脸突然亮了起来，我知道她有了主意。“我知道了，我们来问灵应盘（Ouija)。”虽然她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但她倾向于神秘学。她演艺圈的很多朋友都相信星座、手相或巫术。妈妈进去房间，从橱柜上把灵应盘拖了下来，我们先问一些芝麻小事暖暖身，然后我们三人各举一根指尖轻轻放在指示器上，妈妈开始问：“道格可以去军事学校吗？”我们屏息以待，慢慢的指示器往上移动，针指向”可以”字上，对我来说，我并不觉得这有何灵异，因为我给了它一点助力。
“法肯也可以去军事学校吗？”妈接着问。指示器稍微转了一下，慢慢转到“不可“字上，然后奇怪的事发生了，它又往上走，穿过板子上层的字母拼出“枪”字，我们互视着彼此。
“枪不可”，我们轮流说着。我知道这次没人帮忙推力，没人了解这是甚么意思，反正它也不会困扰我妈。当晚，她打电话游说我爸，最后他同意给我机会试试，并出钱助我走这趟新的冒险。
新年一过，我就搬到宿舍去。小心翼翼地把随身衣物放进柜子里，衬衫和外套也挂起来放进衣橱：心想，他们看到我这么有条不紊，定会印象深刻吧！
我根本不晓得自己的想法错了，这里有地方让你放所有的东西，但所有的东西都有它一定的位置。哪些地方可以挂衣服，挂的顺序是甚么，哪些地方可以放书，都有规定：甚至我们内衣裤需折成多长、多宽、多高，放在哪个柜子里，都有规范。
新学员总是成为被嘲弄的对象，我们经常在走廊被学校的任何人拦下，或是挨打、或是被要求立正站好。他们会将我们的两颊拉得长到可以折迭，或重复说一些句子，例如：“一个新兵是这个地球的人渣，长官”，并且每个宇中间还得加上“长官”，结果这句话就会被说成这样：“一个长官、新的长官、兵长官、是长官、这个长官、地球长官、的长官、人渣长官。”这些话都得板着脸说，说不好就得一再重复。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开始得很早。六点透过扩音系统吹起床号，我们不可能赖床。半小时后在阅兵场举行早点名，沐浴盥洗必须在三十分钟内完成。冬天，如果你没时间完全吹干你的头发就跑到操场，你的头就可能因此结冰。但如果你为此而迟到一秒，你就算是迟到，得接受处罚!
早点名之后，接着我们要赶回去清洁寝室。有些家伙的房间检查没通过，床单被掀起、房间被翻散，他就得重新再做。床单需拉得平整，甚至铜板掉下去也会往上弹起。然而房间需要重整这事，是不能当做迟到的借口的。我们排队进餐再排队回来，经常要花上两倍的时间。
这里从不犹豫使用体罚，当然不是由下士，而是由冷酷无情的教官老师处罚我们。我清楚记得，第一次有个老师命令我弯下身、靠在桌上，他抽下那有金属孔的军服皮带，用他所有的力量往我后面抽打下去，桌子和我往上飞起，桌子断成两半，我大叫一声，全班哄堂大笑。当时我只是个十一岁的孩子，但那老师不断地说：”你是个男人，你现在是个男人。”我很快学到教训：不要哭泣、不要打电话回家抱怨。否则你会被嘲笑直到你离校为止。
他们不是每次都用皮带抽打，有时只是突然扯住你的头发转圆圈，或重击你的头。尽管这些男孩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但军官们从不纵容任何一个。我的朋友拉斐尔·持鲁希略（Rafael
Trujillo)，是多米尼加共合国独裁者的儿子，在学校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家伙。我和他是好哥儿们，当他接到传话，说父亲在西班牙一个意外中被杀害时，我就在他身旁。
我困扰着星期天需上教堂作礼拜一事。他们说：“你必须选个教堂，每个星期日去参加。”他们上教堂当然只是为了应付出席记录。
我告诉他们：“我不能去，如果只参加犹太仪式，我父亲会生气：但如果参加新教教会，我母亲又会不高兴。”他们不喜欢这样，但也没办法。我就在犹太会堂和新教教会间换来换去。有一个星期日我到天主教堂，那个神父一边主持礼拜还一边抽烟，我很不喜欢，从此就不再到那儿去。
那时我所拥有的上帝的意像并不很美，在天主教及新教教义里告诉我们，本质上如果你是好人，就可以上天堂；但如果你是坏人，小心！上帝有个酷刑牢房叫做地狱，在那儿你会永不得翻转、在炽热的硫磺里起水泡。我觉得很不合理，上帝为何会对祂自己创造的子女，只为短暂人生的过错，就万劫不复地处罚他们？而在审判日之前就把人推入地狱，我也觉得不对。我认为上帝很残忍，不懂人们为何会喜欢牠。后来的岁月里，我很高兴发现，这地狱的意像并不存在于圣经中。
那年夏天，法肯和我到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岛露营，在那里我们浮潜、滑水，并玩一些夏令营孩子会玩的活动。我被一只毒蜘蛛咬伤，伤口感染，差点失去一条腿。我还试着偷一艘帆船，想逃到无人岛去。尽管我享受着自由，却仍迫不及待地渴望开学，预备迎接军事学院的另一个年度。
军事学院的第二年，在各方面和第一年截然不同。我很快发现自己已晋升为中士，并当上每一连只有一位的连书记。看着制服上新加的条纹，我心里充满了骄傲。现在我不必听命，而是可以对其它学生发号施令的人。我打各种报告、送文件、追查药物及其它需要做的差事。这个职位真像是为我这浪荡不羁的人量身打造的。现在我有合法的借口晚起，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甚么时间都可以。最棒的是，我工作上的表现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我的双亲都具有强烈的意志，所以我当然也是充满了竞争性。我们的寝室经常在检阅中赢得好评。在很多运动方面：摔跤、足球、游泳及跳水，我屡屡得奖。我的成绩突飞猛进，生平第一次在学业成绩上，有优异的表现。当有人请教我如何将皮鞋及皮带擦得光亮时，我简直雀跃不已。这一年的学校生活留给我的感觉，一直是一段最快乐、最有收获的时光。我确信，如果没有接受那些训练，我将会是一个十足的蠢材。
然而，因为我们是男校，我们对女孩子有太多的遐想，事实上甚至八、九岁的小孩，也谈得不比我们少。虽然我很确信他们那么有兴趣是假装出来的，但这毕竟是属于阳刚之事，所以他们也和我们一般爱吹牛。最后我下了决定，对我而言，女孩乃是最重要的事，而整个校园竟然找不到一个女生！所以，我不想再待在这学校，我决定第二年要转到一个有女生的学校去。
经过一个快乐的夏天，浮潜、滑水、追女生，我再度回到纽约，妈妈已经帮我找到了一所大部分是犹太孩子上的私立宾利(Bentley)学校。这里的女孩
们认为军人特别有魅力，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强健的体魄、黝黑的皮肤、自信的神情。男孩们尊敬我，因为我很能打架。我这样的风光，事实上成了我的致命伤，因为我是那么渴望被人接受和被爱，于是很快地，我又陷入自己的坏习惯中。刚开始，我每天从妈妈的贮藏中偷一根烟，上课前跟同学在学校附近抽。当然我没有就此停住，接着我开始偷两根烟，另一根在回家的路上抽。没多久我干脆偷钱自己去买。
只要朋友呛声，任何事我都敢做。有一次在迈阿密，我甚至从桥上跳入海中。我发现我的行为愈疯狂，就愈受注目。同学们开始叫我”野人”，我的成绩逐渐退步，直到发现自己已经失控又极端的不快乐。
有一天放学后，我们一群人在公车站牌附近逗留，聊天、抽烟，有两个很可爱、我很想吸引她们注意的女生经过，我一时冲动脱口而出：“这个学校真是闷啊！从没什么刺激的事，我想逃家了！”
一个可爱的金发小女孩名叫露（Lou），眼睛张得好大，她关心的表情，喘着气说道：“噢，道格，不要，你不可以这么做，你要逃去哪里呢？”
“没有钱怎么离家呢？”另一个褐色头发、粉嫩皮肤的漂亮女孩问道。
“唷！他不会去的，他只不过在说大话罢了。”罗德呛声。罗德这个小恶霸，他就是不喜欢我如此受人关注。不知不觉间，我把自己逼到了墙角，唯一的出路是痛改前非，否则从此会被人嘲笑，而后者当然是不堪设想的。
那夜我挑灯夜战，筹划着该如何进行。我知道妈妈藏钱的地方，于是拿了三百元，搭上巴士，往北朝我的老地方前进。我爬上军事学院附近的小山坡，在那里露营数日，从我扎营处可看到学院的建筑，我多么想再回去那里。每天在树林里使我愈发感觉孤独，直到最后没办法，只好放弃回家了。不过至少现在没有人能嘲笑我了。
回顾过去，我困惑自己为何如此伤害父母？也许当时我认为没有人关心我。
第一次逃家的经验，衍生出一个真正的冒险点子，它很快便形成了一个新计划：我要和几个朋友去墨西哥，以种大麻维生，从此我们想做什么就都可以了。
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朋友，他是来自印度的戴维·麦肯林（David
McLcan)。好脾气、俊秀的外表，加上灿烂的笑容，他吸引女孩子就如花蜜吸引蜜蜂般，连带地也使在一旁的我倍受欢迎。他喜欢我狂野、敢冲的行事风格，我们俩一拍即合。
我们还需要第三人，那会是谁呢？
“让我们问问维克多，”戴维建议。“我曾听说他想逃家。”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看起来很逊。”我说。但试过几个可能的人选后，我们最后决定问维克多是否有兴趣逃跑，他立刻欣然接受。
我告诉他们：“带着你们的护照，我不想和墨西哥政府惹上麻烦。”
“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大麻的种子呢？”维克多想知道。
我向他们保证：“没问题。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有足够的种子可让我们开个农场，问题是怎么带进墨西哥而不被逮到呢？”我们讨论了数种方法，最后发现一个完美可行的办法：将圣经内的书页挖洞，然后把种子藏在那儿。一开始我觉得这似乎是亵渎圣物的行为，但既然他们都无异议，我也只好抑制自己的良知。
我们仔细的计划安排，出发的那天终于到来，我告诉他们：“我们在火车站会合，穿好一点的衣服，而且要穿戴整齐。如果我们穿得像个逃亡者，很快就会被盯上。”
但维克多根本不理会我所说的，他穿着一件旧的军式外套、一顶脏的工人帽和补丁牛仔裤，他把衣服捆着背在背后，活像身上带了个大招牌——我是逃家者！
我们买了火车票，排队等候上车，正在等的时候，三个警察朝我们走来。我摒住呼吸，但他们穿过戴维和我，把维克多围住。他们开始问他问题，大卫和我假装不认识他，跟在其它乘客后面上车，然后找了两个位子坐了下来。
“哦！实在太惊险了。你说要穿整齐还真说对了，他们甚至没看我们一眼耶！”戴维压低声音、兴奋地说着。火车开了一、两个小时，我们低声交谈着。
但自由的时光却是短暂的，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几个警探鱼贯地上了火车，慢慢朝我们的车厢走来。
“他们在找我们，”我对戴维耳语。“我们往后走!”但其它警探正等在那儿，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我们。维克多已经揭发了我们，把我们的名字、长相、计划全告诉了警察。不久，我们竟和一个年仅十岁、打死老妇人的小凶手关在一起，光看着他就够让我毛骨悚然了！
少年监护所的人对我们相当仁慈，可惜我并不领情。身为基督徒，他试着告诉我们有关上帝和祂的爱，但我的脑海里已充满了犹太朋友灌输给我的、反基督徒的种种偏见及言论，他再说什么也没用，我是充耳不闻的。
我们被关在少年监护所两天，第二天门开时，站了两个穿着体面的警探，“男孩们，把东西拿好，你们要飞回家了，你们的妈妈和一些警察会等在纽约机场，别想玩任何小把戏。”
纠结成一团的胃放松下来，这种感觉很快地流过全身。我可不喜欢面对在机场和警探站在一起的妈妈，也许会发生些什么意外转折吧！
等我们登上飞机后，他们把钱和私人所有物品全还给我们。哇！实在是太神奇了，这些东西不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飞抵纽约，服务人员将阶梯推到机门，空服员打开机门，我们可看到有人等在航空站内。戴维和我插入其它的乘客中间准备下机，但我们不往航空站走，而是跳过几个栅栏开始跑。
我们预期会听到警哨声或遇到一些阻扰，但似乎没人注意到我们。招了一部出租车，往北走了几哩，看着计价码表一直跳，不安的神情浮现在彼此脸上。
“请让我们在火车站下车。”我告诉出租车司机。“我们不想把所有的钱全花在出租车上，搭火车比较便宜。”我小声地告诉大街。
他说：“好哇！但我们要去哪里呢？”
“他们会认为我们又往南跑，”我回答，“让我们往北到哈佛斯特罗（Haverstraw)如何？我听说那是个很棒的小镇，我们可以在那里买些露营用具再上山。
大卫同意：“我跟着你！”我们买了票，坐上火车。
在哈佛斯特罗，我们合资买了个帐棚和睡袋。天黑得早，当我们步行经过墓园时，我可听见自己心脏的跳动，后颈好似头发竖起般刺痛。
我在成长过程中学到很多奇怪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他们教我世上没有神，所有的事只不过是生理上的一个大饱嗝罢了，人死后就甚么都不存在；但另一方面，同样的人又告诉我，生命里有神秘的一面——就是整个的灵异世界。有时在家里，我们会藉由巫术和死者沟通。那种气氛再加上所有恐怖电影的记忆，就更令人惊悚了。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在夜晚，尤其是满月时分，安全地通过墓围。我不断认为会有狼或吸血鬼从地底下跳出来把我们掳进去。
那时我没读过圣经中的传道书九章五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或在第十节里说的：“在阴间里，没有知识，也没有智能。”我也不晓得耶稣说过，死者会沉睡直到世界末日，然后才复活。当我们和那些墓碑拉开一段安全距离后，我大大地松子一口气。
月亮愈爬愈高，我们发现一条上山的小径。爬愈高，地上的积雪也愈深，城里人不晓得山上的雪会积得更深也更冷。最后我们找到树林中一小段平坦的区域，我把帐棚放下来。”我觉得这地方可以扎营。”我喘着气说。
戴维同意：“对啊！没有人会发现我们在这里，我冷得快挂掉了!”
我们开始搭起帐棚，皎洁的月光映着白雪，让我们有足够的光线把帐栅扎好，头上有了遮盖，思绪开始转到空空的肚子上。冻得僵硬的双手，慢慢地打开豆子罐头，把它放在酒精灯上加热吃。
“我要将酒精灯留着。”我们吃完后，戴维说。“也许这可让帐棚内暖和些。”我们两人全副武装，困难地挤进睡袋里，身体慢慢地暖和了些，虽然觉得很不舒服，但最后竞疲累得沉沉睡去。
我们很早就睡了，但几小时之后，在一摊冷水中冻醒。酒精灯的热加上我们的体温，把帐棚下的积雪给融化了。我们全身湿透，僵硬地爬出睡袋，望着彼此，湿衣服黏在身上，牙齿不断地打颤。
我告诉戴维：“我不晓得你怎样，但我要离开这里!”
戴维说：“我和你一起，可是这帐棚和睡袋该怎么办？”
“留着不管了，”我说。“睡袋又湿又重，而且我们也冻得拆不了帐棚，还是快走吧!”
山上的小径又积了数吋的新雪，我们一路跌跌撞撞地下山。事后再也想不起，还有什么比那次更冷、更悲惨的时候了。最后我们回到了小镇，唯一还营业的是一问小酒馆，望着里面温暖的灯光心向往着。
“我们进去温暖一下。”我说。进了门，四处望了一望，看到房间的后方有一座台球桌，有几个人坐在吧椅上吃汉堡和薯条，他们全停了下来朝我们这边望，我相信我们两个看起来就像落水狗般，但实在太饿也太冷，顾不得其它了。
我们爬上吧椅点餐，口袋里剩下不到十块钱，不过吃一餐还有得找。我点了一个汉堡双份薯条，汉堡几乎没嚼就囫囵吞了下去，吃薯条时身体的颤抖才停止，加上一根烟后就舒服多了。我们开始小声地谈话：
“这地方很温暖、舒服。”我告诉戴维，“我们就待在这里，我不想再出去受冻了！”
他回答说：“可是他们很快就要打烊，我们是得走啊，怎么办？”
“我们去打撞球。”我建议。“你还有钱吗？”
“还有一些。”大卫说。
“很好，看我们的钱能玩多久就玩多久，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我说。
我们玩撞球、抽烟，直到打烊时间，那时我们身上的衣服也干了，外面的世界看起来明亮多了。老板朝我们走来，几乎抱歉地说：“打烊了，年轻人，你们该走了。”我们无助地看着彼此。
“我们不走，”大卫不加思索地说。“我的意思是我们没地方可去。”
“对啊！我们在找工作，”我撒谎。“我们在纽约被裁员，现在没钱可住旅馆”。
老板似乎不晓得该说些甚么，停了好一会儿，说：“稍等一下，”他进入厨房，他太太正在里面收拾整理。很快地，他回来。“你们想跟我们住几天吗？我可以留你们数日，给你们一些工作，或许那时你们就可找到其它工作。”我们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好意，很高兴能有温暖、干净的床和食物。
但我们在新家只维持了几天，他们推敲出我俩是逃家的孩子，报告了主管机关，警察把我们带到工作站。最好别想蒙骗这些警察甚么，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处理逃跑者。他们很快就知道了我们的名字，联络了我们的父母。大卫的妈妈隔天就来接走他；警察护送我到纽约机场，我母亲等在那里。
“谢谢你，警官。”她说。我可以看出来她相当地受伤和生气，“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道格！”她大叫。“该做的事我都帮你做了，我没法再忍受这些了！你去和你爸住在一起，我已帮你买了机票，飞机一个小时后起飞。”
等飞机时，一阵不安的沉默横亘在我俩之间，我对她很抱歉。她戴了个太阳眼镜，但我可以看见她的眼睛又红又肿。我们彼此生硬地说了再见，我登上飞机，扑通地坐在座位上，茫然地望着窗外，内心对自己、对这世界，升起了无名的怒火。我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和父亲同住，他太严肃了。
怀着郁郁寡欢的心情抵达后，很快我就发觉自己在父亲家里像个局外人。我没办法不去嫉妒我的继母贝蒂和她的儿子，她真的用心想对我好，但我从不给她机会。我觉得自己不被需要、不被爱，所以把别人的生活也弄得跟我一样悲惨。贝蒂对我父亲下最后通牒：“不是他走，就是我走！”似乎没有人会对这种结局感到意外。
父亲让我搬到他拥有的饭店里，每天派车来接我。半天在他的飞机库帮忙，半天去学校上课。我像个奴隶般受人摆布，毫无自主权。我痛恨这样的生活!
后来，父亲几乎每周一次会接到校长的电话，报告我逃课、没做功课或其它破坏性的行为。然后父亲会接我到外面晚餐、谈话，我喜欢和他聊天，可以感觉他真正关心我，只是他很难表达出内心的感情。
他倒是说出了一件事情。他告诉我，如果我再不学好，下一站就会是感化学校了。我很清楚他是认真的。有一阵子我试着好好合作，但最后总是忍无可忍，于是我又逃跑了。
然而一天都还没过去，我就又惹了麻烦。我的朋友乔和我决定到海边游泳。
我们两个都没有泳衣，而天色已黑，于是我们就裸泳。在岩礁上玩了大约半小时，我提议：“我有点饿了，我们拿着衣服跑到那废弃的屋子里，待在那儿等身体干了。”
我们爬上岸，抓取自己的衣物，然后裸奔到房子里。门被推开时发出嘎嘎的声音，随后我们把门关上走进屋内。
乔说：“开始起风了，你听那破窗板的撞击声！”
“我听到了！”我说。“让我们四处找找看，有什么可以拿来擦干身体，我们需要在别人进来前赶快穿好衣服，免得惹出大乱子。”我们开始搜寻每个房间。大门突然被打开，走进来的是两个警察。
我们因为不当的暴露而被逮捕，对此我并不引以为豪。相反的，简直是羞愧欲死。不过我表现得很无所谓的样子。他们把我们带到警察局问讯，想要知道我们是谁，但我很小心隐藏了自己的身分。我知道只要查出父亲是谁，我就会被他带回，而这却是我最不想要的。所以我用了一个假名——亚当·费雪，来自纽约。他们关了我将近一星期。
那段时间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失算了，白人小孩在监狱里算是少数分子，黑人和古巴人对我们很恶劣，不过我硬撑着。每天警官都会来问我，直到有一天无意间说出我真正就读的学校，几小时内他们就推测出我是谁，并通知了我的父亲。
当我爬入父亲新的林肯轿车时，他叹了口气，沿路没说一句话。我知道他对我已是穷于应付、不知如何是好了。
妈妈总是随时想尝试新方法。她和我父亲讨论我的处境，“他需要一个能表达自己的学校！”她争辩着。“我已找到一所位在缅因州的实验性自由学校，叫做‘松树链’
（Hnehinge）。他们的理念是：学生会学到对他们重要的知识技能。
“你知道道格从不学他没兴趣的东西，这所学校特别适合他。”
尽管我的父亲比较喜欢严格管理的学校，不过他还是被说服了，毕竟依他的方法也没生效。
妈妈兴奋地谈着“树链”学校：“道格，你会喜欢它的。你可以选择自己想上的课，学校没有必修课程，你想学什么、任何时间想做什么都可以，所以它才叫做‘自由学校’。”
听起来很不错。事实上它“自由”的程度还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学校老师都是平易近人、随性的嬉皮。校内只有三条校规：不准吸毒、性和打架。不过没人理会它。
学校是男女同校，只要有人希望的话，也可男女同住宿舍，大约有四十个从八岁到十八岁的学生。
早上如果不想起床，可以！不想上学，可以！不想去吃饭，可以！不过最后这一项的自由，几乎让学校关门大吉。
他们说我们想学什么都可以，确实如此。我们学习吸胶，制造啤酒和迷幻藥（LSD)，在教室抽烟、吸大麻。在班上我遇见一位来自布鲁克林的男孩，名叫杰，他教我一些偷窃的窍门。
杰和我有一些共同点，他母亲和我母亲一样都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有黑道背景，但已被杀害。虽然杰已十五岁，也蛮聪明的，但所认得的字却仅是路标上的“Stop”（停止）一字，其它的全不会读。他的布鲁克林腔很重，甚至连纽约人也很难听得懂。我认为他比我更怪异、疯狂，且更有自杀倾向。在寒冬的夜晚，他还会带我到缅因州空荡的夏日度假小屋，教我如何闯空门、储藏赃物。
除非自己有意愿，否则我们根本不需去教室，所以我整天把时间花费在朋友和泡妞上，几乎很少去上课。我倒是参加了一些体能活动，特别是滑雪。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埃布尔兰山（Mt．Abrams)的免费月季票，学校每周三次会载我们到滑雪场，那一年我的滑雪技术大为进步。我的朋友杰和我经常在坐升降椅上山时吸大麻，然后做些疯狂、玩命的动作滑下山，我们根本没考虑到会受伤或丧命。我会在高处呛他，他就勇敢地跳下去，然后换他找更高的位置挑衅我，我也跳了。我们经常失控而碰撞，但不知为何，我们从没摔断骨头或有严重的受伤。
有一天，我在学校公布栏里看到这个通告：
“锡尔瓦心灵控制法（SILVAMINDCONTROL）
学习如何赢得乐透彩，
治疗病症，掌握人生，
让你美梦成真。”
这个看来是很值得上的课，我决定参加。
课程持续两周，老师先提出一个新概念，我们讨论、提问题，然后分成数个小组实地操作。“潜意识比意识更有力！”我们老师解释着。经由自我催眠，我们学习进入心灵的最深处。我们以为是和上帝一起工作，而且以为这是上帝所应许的，其实不然。我们老师说：“耶稣发现了如何使用心灵的能量，那就是祂治疗人们的方法，神和你在一起，你就是神。”我们不了解圣经，根本不知道我们是和撒但在共事。我们从没听过在圣经里巫术魔法是被禁止的，而且撒但把自己化身为光明的天使。我从没听过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所以很单纯地相信了老师所说的，有超自然能力临到我们的实验中，而我们也感受到了。
有些学生对他们新学到的能力大肆吹嘘，有一天我们一群人在走廊上兴奋地讨论着刚完成的“实验”。
“我不相信！”劳拉很轻蔑地说着。“你以为有奇事发生，其实那只不过是你脑子里的幻想。”劳拉没参加这课程。
“但有些事确实发生了，”我很有自信地强调。“我可证明确实有神力在其中”。
“噢耶！你怎么证明呢？”劳拉问。
“我可以治疗某些人，”我说。“不，我要诊断和治疗他们。你只要告诉我有谁想医治，我就有办法。”我挑战着。
“真有你的！”她说，双眼直视着我。“说出时间和地点，我一定会到。”
我们决定七点晚餐后在休息室碰面，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我排了数张椅子等着她。
当她来时我请她坐下，我们面对面坐着。“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问。
“我要你诊断一个病人，告诉我她生了什么病。”
“你要给我她的姓名和住址。”我说，她给了我。只花了几分钟，我就达到称为阿拉法脑波层的浅度自我催眠状态。一个女人的影像闪过我脑中屏幕，我开始描述，“我看到一个大约四十五岁的女人，褐发、戴眼镜、中等身材。”
“喔！老天，我不敢相信，那是我母亲。”劳拉手拍着她的额头说。
然后我开始进入她母亲的身体，找出病症，当我到她的生育器官时，发现那里有些问题。“你的母亲是不孕症，”我宣布，“她不能生育。”
劳拉下巴几乎要掉了下来，嘴巴张得好大，“你怎么发现的？你怎么知道的？我从没告诉任何人我母亲不能生育，我是被领养的。你能帮助她吗？”
“我会试试看。”我说。我又进入更深层的潜意识中，我们曾被警告进入太深层很危险，容易失控，我已记不清楚我是怎么做的，但我执行了一些精神手术。我并不晓得结果如何。但当时的我如果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一切，我会更加戒慎恐惧吧！
伊凡·欧文斯——一个奇特的人，我们变成好朋友。他只有十三岁，但智商高达285。他的父母将他送到“松树链”，为的是希望他能找到些新挑战。他虽然天资聪颖，却对任何事都没兴趣。他喜欢和我们一群人饮酒、吸大麻。伊凡不像我所认识的一些聪明孩子那样呆板无趣，他的机智能让我们大笑不已，甚至外表看起来也很有好感。他留了一头约一呎长的黑人头，使他的头看起来像是个巨大的蒲公英绒毛球，助长了他滑稽的长相。清晨起床，侧躺一边的头发还会变成平的，让他看起来更古怪。
有天伊凡建议：“我们到镇上买半打装的啤酒，这里太安静了。”
“听来不错，”我说，我有一张在佛罗里达拿到的驾驶许可证，我已把其中的一九五七改为一九五二，让我“合法”足龄可买任何酒精饮料。
沉静的缅因州小镇沃特福德（WatCrfOfd)，住着的都是上教堂、有声望的居民，很有理由厌恶“松树链”的学生，因为学生们不仅衣着不洁，蓄着长而油污的头发，简直活像从恶梦中跑出来的人物。他们口出秽言恶语骚扰居民，还被指控教导共产主义、私卖毒品给他们的小孩。
当我们在商店买酒时，我察觉到有一个人正注视着我们，他穿着迷彩装、戴着猎人帽，我试着不去理会那袭击而来的不寒而栗。因为从我在纽约街头当混混的经验，很清楚知道那疯子恶意的眼神。当他跟着我们走出店门，爬上他的小货车时，我就知道事情不妙了。我发现他的货车后窗上有枪架，上面放了一把来福枪和一把短枪，伊凡也看到了那些枪。在我们大约走了四分之一哩路后，那人发动他的引擎，开始慢慢地跟着我们。
不难想象他有何企图。他想跟着我们到小镇的郊区，在我们进入树林深处之后，就会对我们做些可怕的事。没有人会察觉有何怪异，就算我们被发现了也没人会在乎。
伊凡和我不时回头看，强装镇定。突然，伊凡倒抽了一口气：“道格，他停下货车准备拿枪了！”
“快跑！”我说。我们离开马路，冲进树林里。到处是细小可见的荆棘扎着我们的衣服，划破我们的皮肤，一些树枝打在脸上。由于全身肾上腺素的激进作用，我们双脚箭步如飞。很快地，我们和他有段距离了。当我们觉得离他够远之后，便潜入矮灌木丛中，心脏在耳边跳动着。我们强迫自己安静地呼吸时，胸口一阵刺痛。
不远处传来他顿足的声音，一会儿他便停了下来，可想而知他在等我们出现。然后他开始朝树丛里开枪，想把我们轰出来。我记得光是枪声，就大得足以让树叶掉落，子弹飕飕地从我们头上掠过，击中我们身后的一棵大树，有更多的树叶散在我们身上。几分钟后，我们听到他的脚步声消失在远方。
我们躺在地上有如一世纪那么久。突然我听到纸袋沙沙的声音，然后目瞪口呆地看着伊凡将六瓶啤酒从袋中拿出来。
“你在做什么？”我不敢置信。我想以他聪明的才智，可能策划着某些声东击西之计吧!相反的，伊凡从塑料袋中抓出一瓶啤酒，转开瓶盖。因我们死命地一路狂奔，啤酒充满了气泡，瓶盖一开便冒了出来。伊凡对准瓶口，就这么大啦啦地灌了一口。
"如果我一定要死，我宁愿醉死。"他在我耳边说着。当他灌下第二瓶啤酒后，自制力也消失了。他站起来，直往树丛问探望。
“他走了！”他的声音开始大了起来，我则尽可能小声地站出去，踮起脚尖悄悄走向马路，先向四面八方各处望了一下，找寻着如果再碰到那个攻击者可以逃跑的地方。
我们看到他在大约一百五十码远的路上，“他在那里，坐在他的货车上！”
我惊慌地在伊凡的耳边悄声说道。很显然，他在等我们出现，可能认定我们终究得回到马路上。
“我听到有车子开过来了！”我呼吸急促地告诉伊凡。我们查看是否看得到那部车。当我们看到“松树链”的多蒂老师坐在驾驶座上，正载着同学回学校时，我们跑出丛林，站在马路中央挥舞着双手大叫：“停车，停车！”她不得不把车停下，否则就会辗过我们。
“我不能载你们，我的车已经满了。”她说。
“你一定要载我们！”我大叫。“你看到路边货车上那个家伙吗？他拿枪要射我们。”那个人再度发动他的货车，老师一眼就看清了情况。
“上来，快点！”她催促着。我们爬进车里，迭在其它同学身上，并把身后的车门关上。老师快速离开，朝着学校奔驰而去。过了好一会儿，她查看后视镜，发现那人已经不见了，我们也才能恢复正常呼吸。
因为我们有些人很少去餐厅吃饭，所以需要另找代替品。一开始我们突袭厨房，自行料理，后来有一天发现门上了锁，于是我们想办法弄个通道，到地下室的食物储藏室自取所需。而后学校不断地换锁，但从不知道有地下道的存在。我们偷了好多食物，以至于学校最后破产，关门大吉。
这些“自由”让我快乐过吗？几乎没有。我很确信那是我人生中最悲惨的岁月之一，那时，我的人生没有目标。在军事学校受严格的管教，比这没法律规则的自由学校快乐多了。
第五章
神秘洞穴
有关嬉皮村(译者注：所谓“嬉皮”或“嬉皮士”就是那些反对并且拒绝社会传统的标准与习俗的人,特指提倡极端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人。)和南加州美好气候等多采多姿的传闻，不时传到我们耳边。听说那里甚至冬天也不冷，你可以露宿野外，靠土地维生。“那就是我想要的人生！”我告诉杰。“我要远离人群，隐居起来。”
“酷耶！”他很热切地说着。“我们十五岁，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我们去找找看吧！”
春假期间我们从“松树链”出发，沿路搭便车到南加州，我们在棕榈泉（Palm
Springs)市郊扎营。有一天一些嬉皮
让我们搭他们的旧车进市区，“有甚么聚集的好地方吗？”我问。“你知道吗？就是大伙儿玩乐的地方”。
“塔奇兹峡谷（Tahquitz)，我们正要到那里去。“长得高大又满睑胡须的家伙告诉我们。”那里离市区很远，条子不会来烦我们，我们可以抽我们的大麻烟、暍啤酒，尽情的大叫。今天下午我们要去，想跟来吗？”
我看着杰。“太帅了！”我们异口同声的说。
尽管塔奇兹峡谷有十五哩长，大部分的人都只到峡谷口聚集玩乐，消磨时间。那峡谷的美真叫我目瞪口呆。在这偏远的沙漠山谷里，隐藏着幽暗森林和绿意草地，瀑布更是吸引入，当水冲刷流过大而平滑的鹅卵石时，它就像奔跑的动物般。而后瀑布高高地冲入底下的石床，升起一片银雾。当阳光穿过粒粒水珠时，会产生美丽无比的彩虹，难怪有些电影导演喜欢以此当背景。
当我们全都停下来休息、抽大麻时，有一男一女走出了峡谷，那男人长长的头发被阳光给染白了，黝黑粗糙的皮肤和杂乱无章的胡须，让我联想到山羊。他的赤脚也让我很好奇，想不透他如何能光着脚走过满是仙人掌刺的土地直？
走在那男人后面的是一个大约十八岁左右的漂亮女孩，有着大而褐色的眼睛，飘逸深色的长发以及橄榄色光滑的肌肤，看来像是夏威夷和意大利的混血儿。她背后背着一个好古怪的小孩，那晒黑的皮肤和一头白发形成戏剧性的对比，白发一根根往上竖，好似他曾把手插入插座触过电般。小孩因在塔奇兹出生，所以他们给他取名叫特维·塔奇兹。
“你打哪来？”我问那个人，他停了下来看着我。
“从家里来。”他回答。
“你的意思是你住在山上？”我指着峡谷。“住那儿？”我试着学嬉皮腔调。
“哦，一个山洞里。”他冷漠地回答。
现在这个城市男孩再也耐不住他的好奇了。
“老天，我真去参观你的地方，你介意我和你们一齐回去吗？”我渴望地问着。
“欢迎，”他回答。“我们要走路进城，向人行乞，办些杂货，还要把这些土狼宝宝送走。”他抱起两只我见过最可爱的小土狼。
“祂们的妈妈是半狼半狗的混血种，”他解释。“父亲是纯土狼。我们可能一、两个小时后回来，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去。”
我焦急地等着他们回来。杰眼睛半闭着躺在地上，已经像个石头般不省人事。他们终于回来了，我尾随着一起往峡谷出发。
“我名叫吉米，”当我们成单列地走上蜿蜒小径时，他说“这是我太太，桑妮。”
我边走边问了好些问题，但很快地，平坦的路变成了陡峭的石头路。我喘得太厉害了，以致于没法再说话。不过，偶尔倒是会问“还有多远？”
这时吉米会说：“喔！不远，过了小山丘就到了。”
我看到前头有一个小山丘，胸有成竹地以为自己可以走得了那么远，然而很快就发觉他所说的是上面的高山。没多久我就全身酸软无力。自从离开军事学校后，我开始抽烟。不只是香烟，事实上我每天抽大麻，这让我更难爬得上去。但他们却轻松自在，若无其事地谈笑、走着。他背着四、五十磅的食物，而她背了食物和小孩，我没有负担，却赶不上他们。
太阳西下，周遭愈来愈黑，我怀疑他们怎么看得到路，我只能看见前方桑妮靴子上露出的白袜，似乎随着她的走路而跳上跳下。我拖着艰难沉重的步伐跟在她后头，有时会四肢软扒在地，勉强支撑下去。最后我问他：“你们不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不，这里不是我们通常休息的地方。”他说。还好有时我会碰到一些仙人掌，虽然被刺得很痛，但至少他们会停下来等我把身上的刺拿掉，也给了我几分钟喘息的时问。
“还有多远啊？”我问。
“哦，只要再一小段路。”
在纽约，“一小段路”的意思是一、两条街，然而对他来说，可是一、两哩上山的路。最后我们到了比棕榈泉高出四千呎的山脊上。夜景真灿烂！往下看黑暗的沙漠，我们看到棕榈泉的灯火、沙漠温泉（Desert
Hot Springs)、教堂城（Cathedral
City)、棕榈沙漠（Palm
Desert)及印地欧（Indio)在我们下面绵延开来。我们休息时，他们抽些大麻。当我才刚开始喘得过气来时，他们又扛起了行李再度出发了。
“还很远吗？”我问。
“不会，”他向我保证。“从这里大部分都是下坡路。”没错，是下坡路，但因坡度太陡而使我的腿抽搐，我需用脚后跟顶住，才不会一路往下滑。然后听到流水声，很快我们开始沿着小溪曲折前进。他们熟悉脚下的石头，而我却常跌下溪里弄得全身湿透，更别说树枝也下断打在我脸上。沙漠地带居然有一片丛林，上头还有水源！
正当我以为自己已无力再前进时，我们终于到达了洞穴。吉米点亮蜡烛，我则累得不成人形。只见桑妮抖开一张潮湿的睡袋，“你可以睡在这儿。”她说。
“我们要上去我们的夏日山洞。”
“夏日山洞？”我忧虑地问着。他们已消失于黑暗中，留我独自一人在这可怕的地方。我爬入潮湿的睡袋，蜷缩成一球。听到沙沙的声音：心里以为是滑行的响尾蛇或山狮要扑向我，后来发现只是只老鼠，不过当时我已筋疲力尽，管不了这许多了。身体暖和了些之后，我在远方土狼的咆哮、夜枭的悲伤叫声和洞内沙沙的嘈杂声中，沉沉入睡。
隔日清晨起来，如果不是全身酸痛，我定以为自己已经死亡，来到天堂里了。灿烂的阳光，一条潺潺而流的溪水，流入洞口前方寂静清澈的池塘里，不远
处传来阵阵快乐的鸟鸣声。吉米和桑妮回到洞前，正裸体躺在不远处做日光浴，小婴儿在水池边玩，母狼狗仰卧，哺喂其它留下来的小狗。火堆上食物的香味，提醒我已好久没进食了，香味让我不禁饥肠挽辘、垂涎了起来。
面对两个裸体的人，我实在不知如何应对，在那时候我根本不习惯。但过一阵子后好似自然了些，我可以假装视而不见。我发觉他们的生活方式吸引着我，大部分的食物取之于自然大地。这里有野葡萄、莓果，桑妮用香蒲烹出美味的料理，他们有自己的菜园，甚至种自己的大麻。野山丰漫步在山问，虽然现在法律禁止猎羊，但是当吉米需要肉时，只要拿把枪出去，就能带回一只羊或鹿。
我知道自己不能久留，杰还留在帐棚里等我，但我下定决心日后一定要做个山洞人。
隔日杰和我再度上路，我们抵达圣塔摩尼卡（Santa
Monica)，阮囊羞涩，当司机停在街角让我们下车时，太阳已落到地平线的另一端。
他说：“我让你们在这里下车，我要往东边去。”
“谢谢你载我们一程。”我们两个说着，同时从车上拉下背包、关上车门。
“好了，我们晚上要睡哪儿呢？杰问道，“我可不想在这陌生地方露宿街头。”
我建议：“我们去问看哪里可找到便宜的房间。”
“嘿，老兄，我没剩多少钱了！”杰反对。
“我也一样啊，但或许我们可以找到真正便宜的住处。”
在街角，一些游民正坐着抽烟聊天，我走向他们。“这附近有提供穷人免费吃饭、稍稍靠一夜的地方吗？”
其中一人手指着街道说：“那个方向，”、两条街不远的地方有个廉价的旅馆，一个晚上三元。”
“对啊，”另一个人说，“离这里两条街处有个传教团，你可以吃到免费的食物。你只要听他们传道，他们就会给你一顿饭吃。记得要早上八点前到，过了这时间他们会锁上门，如果你不准时，就没法进去了。”
“谢谢，”我们说，开始走向那廉价旅馆。
老旅馆的木头房子看来很脏，壁纸脱落成条状挂着，我们付了三块钱，拿了一组还算干净的床单和毛巾。
“二二八房，”柜台服务员递给我们钥匙。“浴室在走廊右边的尽头。”这个地方有“老旧”的味道——一种综合了陈腐的烟味、廉价的酒味和尿骚味，不过，至少床单似乎是干净的。
隔日清晨辛苦地早早起了床，和大约二十五人在传教团前排队。八点大门准时开启，我们全部涌入，杰和我坐在后面。
传教团的成员安排一个很好的节目，不论我们表现得有多恶劣，他们对我们一直保持着极端的客气和耐心。有一个面带微笑、光头的男子站起来作见证，然而在我周围的人大声取笑、喧哗。有一个无赖汉打个大嗝，引得哄堂大笑，但这全不影响光头男子，他照常继续讲他的见证，脸上散发出真正幸福的笑容。我们前排有一个人吐了满地，一个传教团人员赶快过来清理，另一个扶这可怜的人到浴室。那光头男子见证完后唱了一首歌，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卧倒了，有些是烂醉，其它则是疲累或饥饿，上帝的天使一定是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们吧！
协助整个节目进行的年轻人中，有一个人有着像环球先生般结实壮硕的身材，他大可同时抓起两、三个大嗓门的麻烦制造者，把他们的头互撞在一起。然而相反地，他站起来，说了一个耶稣基督如何在他身上作工的有力见证，最后邀请我们也把自己的心交给祂。当底下没人回应时，我察觉到他的感伤。
整个节目结束后，我们被引进后面的房间，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巾，一切看起来都很干净。我本来定是预期只有面包和水的，因为我记得当我拿到那么好的食物时好惊讶。我们排队领取一份大碗的家常炖菜、一大块面包和一杯咖啡，他们甚至给我们甜点——樱桃派。
当时我无法理解，我们肮脏、粗鲁又无礼，但他们却把我们当成体面的人，用敬重的态度对待我们，不知为何，这和我所知道的基督教徒并不相吻合。
听说另一个地方也提供免费餐点——哈瑞奎斯纳神庙（Hare
Krishna)。有一天我们决定去试试看。我们必须参加他们两小时的仪式，有人宣称那是异教，他们的仪式确实和我所参加过的基督教仪式截然不同。那些男人们头发全理光，只剩脑后一条小马尾，穿着橘黄、宽松飘浮的长袍。女人们也是穿着粉红、蓝色和紫色宽松的长袍。低音吉他及鼓弹奏着单调的节奏，人们随着节奏，摇着手鼓、挥舞着手臂，身体往上跳。当他们做这些动作时，每个人念诵着单调的曲调：“哈瑞奎斯纳，哈瑞奎斯纳，奎斯纳，奎斯纳，哈瑞，哈瑞，哈瑞日阿玛，哈瑞日阿玛，阿玛，阿玛，哈瑞，哈瑞。”
我立刻就察觉这些人都被催眠了，我接触演艺圈久得足以让我识破这些伎俩。催眠是利用视觉和听觉神经的某些特性，利用一再重击的节奏，将人带入催眠状态。当荒谬的词组一而再地重复，人的心里形成潜意识的思绪。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空洞、没有意义的思绪充满了心灵，遮盖了真实生活中的忧虑与挫折，进而产生一种欣快感，给人宁静、平和的假象，以为内心这种平静是神赐与的。在这魔力迷惑之下，他们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金钱或财产。
当我看到这种情况时马上躲入厕所（特别是在念诵的时间），一直等到仪式即将结束。我从厕所出来后，发现杰似乎很投入状况，我开始替他担心。吃完奶酪餐后（我并不很喜欢），我拉着杰尽速离开那儿。
春假已结束好些天了，我们还在远离学校、横跨整个国家的另一端。
“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学业的话，我们最好回学校去了。”我说。
“干嘛那么着急？”杰反对。“现在是春假，记得吗？”
“没错，不过你也该知道两个星期前春假早就结束了，而我们还要花一个星期的车程才回得了学校。走，我们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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