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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新神学的历史根源 很多安息日复临信徒认为“新神学”是1970年代的现象。但是学习复临教会历史的学生们，已经发现它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最早的日子就有了起源。（注1）1844年过后不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狂热和异常的观点。只有上帝的奇迹才可能引导那少数信徒经过了1840年代和1850年代可怕的分裂。在那些经历了1844年的失望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准备真诚地研究，以便发现威廉·米勒耳（William
Miller）在解释但以理书8章2300日预言时所犯的错误。大多数人都回到了他们从前有名无实的教会。一些人甚至彻底放弃了基督教。另一些人组成了复临派基督教会，一个小的基督徒团体，他们继续存在。他们支持星期日的神圣性，并且没有显著的布道推进。 对于那些学习圣所信息之真理的人来说，有一点变得清楚了：洁净圣所不是指地球被火毁灭，而是指基督开始了在天上圣所第二层的职任。 很快这一小群正确解释2300日预言的信徒们结合在一起。他们理解死亡就是睡了。他们接受安息日真理的启示以及上帝的律法与福音的关系。 后来，他们接受了有关健康与教育的真理启示。然而有了分裂。早在1850年代，现今名为上帝的教会（第七日）的教会，很大程度上在怀爱伦的先知恩赐的问题上，切断了与上帝子民的关系。它，作为一个小教会今天也继续存在。狂热也进入了，这时出现了一个运动，非常类似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地安那州（Indiana）的“圣洁肉体”运动。 在1863年组织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之时，有了更多的争论。但是不管所有这些问题，上帝惊人地集合了他的子民。然而有了分歧。关于耶稣基督神性的讨论导致了强烈和激昂的争论。加拉太书中说到的律法是哪个律法，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不一占用了很多神学辩论。是奥特曼帝国还是教皇权构成北方王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包含在里面。但以理书8：11是指罗马异教信仰还是指罗马教皇制，这个问题造成了不和。甚至像欧洲分割成的十个区域是包括匈奴还是阿拉马尼（Alamani）这样无关紧要的争论也成了一个问题。但是，尽管时常有这些激烈的分歧，上帝还是建立了强有力的教会，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仰的支柱和基本原则上得以联合。 然而联合不是没有来自内部的不断的挑战。达德利· 坎瑞特（Dudley M. Canright）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早期最有能力的演说者和领导人之一，在他的背叛中“新神学”有了对应的人。他深受怀长老和怀夫人的喜爱，然而他对真理的信心来回摇摆。到1880年代时，他已经彻底背叛了，再也没有行在光的路径中。他成了一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最有力的反对者。他一再写文章反对圣所信息，并在他的神学中赞同许多奥古斯丁的原理。甚至今日，仍能发现他反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真理的书广泛散布于美国及世界其它地方的神学院图书馆中。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有别的人挑战信仰的联合。这些人当中最突出的一位是阿尔比恩·波令格（Albion F.
Ballinger）。他曾到英国作传教士，但是到1905年，在他返回美国时，开始坚决否认圣所信息，并介绍一种以唯独称义为根据的福音。他无疑是今日如此严重地混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之异端的先驱者。 路易斯·康拉底（Louis R. Conradi），与波令格同时代的人，他成为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早先最有影响的“新神学”倡导者之一。康拉底，一位生活在美国的年青德国人，在1870年代接受了基督复临的信仰。然而，有证据表明：鉴于怀爱伦支持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瓦格纳（Waggoner）和琼斯（Jones）的信息，他对预言之灵失去了信心。从那以后，他是预言之灵一贯的批评者，并且，尽管他在教会中担任广泛的领导职责，他从没有完全支持我们教会所持有的真理。 康拉底一度去俄国乌克兰地区的庞大德语社区中作传教士。后来，他被任命为欧洲分会会长，在那里他几乎一手扼杀了预言之灵的信息。他拒绝让预言之灵的原稿翻译成德文，而且对于许多欧洲安息日复临信徒对预言之灵漠不关心或否定的态度，他可能要比其他任何人负有更大责任。他不相信圣所信息。他不相信人能胜过罪恶。他相信一种“唯独称义”的神学。 正是康拉底把很多的欧洲教会教友引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服役中，结果促进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改革派脱离组织。由于他的影响在欧洲越来越成问题，在1920年代他被召到总会作一名部门秘书，但是在那里他的神学观点变得如此明显，以致在已故总会会长威廉·司派瑟（William
Spicer）长老的领导下，他从总会被开除职务。1932年，76岁时，他自己离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成为一位第七日浸信会的牧师。 但是，在这期间，康拉底四处旅行。他企图影响许多杰出的领袖加入他的叛教。有一个时候，已故的罗伊·艾伦·安德森（Roy Allan
Anderson）长老，以前的总会布道协会秘书，他告诉科林：当他1930年代在英国作布道士的时候，康拉底曾企图赢得他支持其叛教。在1920年代，康拉底成功地影响了另外一位澳大利亚人，威廉·弗莱彻（William
W. Fletcher）牧师。弗莱彻当时是南亚分会的会长。 回到澳大利亚后，弗莱彻成了澳大利西亚[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西南太平洋诸岛屿]神学院（现在的阿温德尔学院Avondale
College）圣经系的主任。在这里他开始教授一种“新神学”，与四五十年之后福特博士所教授的很少有区别。当时澳大利西亚联合会会长，查尔斯·沃森（Charles
H.
Watson）牧师得到了警告之后，他派遣弗莱彻牧师去总会，在那里有几周时间他同16或17位领导人的小组进行对话，其中包括总会会长W.A.司派瑟。这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的，弗莱彻牧师被解除了教会职务。 根据阿设·派泊（Athol Piper）博士的第一手报告，弗莱彻牧师的书桌抽屉里装满了普利茅斯兄弟会（Plymouth
Brethren）的著作；这是具有很深意义的。派泊博士是已故的艾伯特·派泊（Albert H.
Piper）牧师的儿子，当弗莱彻牧师被解职时，派泊博士负起了以代理的身份接管澳大利西亚神学院宗教系的艰难职责。普利茅斯兄弟会所教导的很多和“新神学”一样。 在几年前，科林有机会读到W.W.弗莱彻的书，写于他叛教以后，题目是“我信仰的理由”。他的神学与德斯蒙德·福特的神学之间显著的相似不可忽视。1976年，拉塞尔(Russell)与亚瑟·耐特(Arthur
Knight)牧师在一起，亚瑟·耐特牧师已经打印出了弗莱彻牧师大约50年前为自己观点所作的答辩。耐特牧师同拉塞尔分享了材料，材料充分证明一个事实：弗莱彻牧师已经接受了许多奥古斯丁的谬论。 正像所预期的那样，W.W.弗莱彻叛教的影响并没有停止。他的影响在1950年代再一次得到了证明。那时候，一位杰出的会长，罗伯特·格瑞夫（Robert
Greive）牧师，曾经任南昆士兰区会会长，那时任北新西兰区会会长，他影响了许多与我们同时代的人。其中有些人是1950年代初阿温德尔学院的优秀学生。他们一起离开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赞成很多奥古斯丁神学原理。 把德斯蒙德·福特的叛教与这些早先的叛教者完全地联系起来，这也许是不公平的，然而，不容置疑的是，他们都扮演了有影响的角色。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那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我们的神学院在教授着一些奥古斯丁的异端。例如，早在1947年，已有至少一位教师被报告教授基督未堕落的本性——“新神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注2） 到1950年代，对这所神学院里的一些教师，有了相当大的忧虑。这还不是因着介绍“新神学”的观念，而是因着他们教授“高等批评”。这时，这些人有许多被其他已受奥古斯丁神学各方面所影响的人所取代。因着他们似乎很深
刻以基督为中心的提议，以及他们对圣经神学表面上的强调，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如同是对他们的前任所教授危险谬论的回答。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发现他们的神学的真正本质
，谬论已被谬论所取代。 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在1950年代末，德斯蒙德·福特博士入了这所神学院，那时位于华盛顿特区，在那里他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之后他在密歇根州大学继续获取他的博士学位。在1960年代初福特博士返回澳大利亚，在阿温德尔学院主管神学系。这时正值澳大利亚受着罗伯特·宾斯么德（Robert
Brinsmead）的强烈冲击。领导阶层尽一切所能反击他在保守派复临信徒中迅速增长的影响。他们很快发现德斯蒙德·福特是一个反击宾斯么德神学的独具魅力的人。实际上，在那时，宾斯么德在他几乎所有观点上对基本的、健全的复临教义都是忠实的。然而，当他60多岁时，他越来越强调奥古斯丁的原罪论以及在盖印时涂抹无意识的罪，这使他很容易受到福音派改正教神学的影响。这解释了他在1970年代初急剧的方向的改变。 福特博士是否欣赏自己维护教会而反对宾斯么德的角色，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们曾一起在阿温德尔学院，并且关系友好。因着福特博士对教会的维护，很少有人关注他本人正在公开传讲的阴险神学。他们没有觉察到他在阿温德尔学院向他的学生们正在发表的危险教导。 然而，到了1965年，一个使人惊动的情形发生了，五名从阿温德尔学院来参加维多利亚区会帐棚大会的实习医师，起来反对圣所信息的宣讲。而作那些宣讲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教会史上最著名和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乔治·伯恩赛德（George
Burnside）牧师。由于担忧，伯恩赛德牧师，加上区会会长利奥·罗斯（Leo
Rose）牧师，和澳大利亚联合会会长约翰·基思（John
Keith）牧师，他们向分会报告了他们的担忧。到这时，分会的领导层、学院的领导层都不愿意了解福特博士神学中的任何问题，而这些实习医师已经证明了他们对圣所信息的反对的根源正是福特博士。无可置疑地，福特博士维护教会、反对罗伯特·宾斯么德观点的关键角色，怂恿了澳大利亚教会领导层忽视他越轨的观点。 在1970年代初，当罗伯特·宾斯么德受到福音派运动的直接影响时，他的神学越来越穿上福音派教导的外衣。实际上，虽然可能曾有一些很小的差异，但是在那时他的神学基础非常接近福特博士的神学基础。 我们的观点是，对福特博士的巨大影响之一不只是神学院，还有一个事实，即他是苏格兰著名传教士所作讲道的热心读者。他经常使用这些作为自己讲道的基础。苏格兰教会的教友所创作的这些讲道，为深留于加尔文主义教导中的奥古斯丁神学作见证。毫无疑问，这些奥古斯丁的观念被并入了福特博士的教导中。 在1970年代早期，福特博士旅行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而且在那里他在布鲁斯（F. F.
Bruce）门下学习，他是一位有声誉的教授，也是一位普利茅斯兄弟会的信徒。（普利茅斯兄弟会在19世纪由约翰·达尔比(John
Darby)创立。它深深扎根于奥古斯丁神学和耶稣会将来派预言解释。） 在16年期间，福特博士形成了澳大利西亚分会（现在的南太平洋分会）的教牧神学。他的神学生当中只有少数人能够辨明其教训中的错谬。他有魅力的个性、有才气的演讲、精确持久的记忆，致使学生们很难不一头被卷进他的神学观念中。问题激增了。福特博士的传讲，以及后来其学生们的传讲，很快影响了那些在南太平洋分会各学会学院任教的人。孩子们在他们的学校里被教授新的观点，教友们也每周从他们的讲台上听到讲这些。同时，圣经的学习在衰退，在这些假牧人似是而非的讲论面前，大量信徒成了被牵到宰杀之地的小羊。 但是我们必须赶紧补充一点：“新神学”并非局限于一个特定的洲。实际上，康拉底遍及欧洲的影响已是如此普遍深入，以致可能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不受这种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仰的背离所污染。在非洲和亚洲也类似，因着一些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传教士的教导，也因着一些曾在西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神学院学习过的本国人的教导，现在“新神学”在惊人地传播。虽然在拉丁美洲所见到的不是那么激烈，但是仍然已经发现了它进入该地区的路。迅速地，它正在把很多安息日复临信徒陷在网罗里。说到这里，我们想要称赞在我们学校和学院里的忠实教师们，他们一直战斗着并要继续英勇战斗，在上帝的教会中反对“新神学”的袭击。 “新神学”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已被撒但用在使上帝的余民教会脱离轨道的努力中。我们相信怀爱伦的证言：撒但将不会成功，但是，可悲的是，一大批上帝的子民将接受这种不符合圣经的神学并因此而丧亡。 注1：关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新神学的历史的生动细节，请阅读《受到挑战的基督复临教义》，卷1和卷2，哈特兰出版社（Hartland Publications），由本书同一作者所著。 注2：请看第5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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